南都《财经大局观》第7期 对话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

     【采访嘉宾简介】

　　范小云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小微企业和消费是实施国内大循环战略的重要抓手。今年的新冠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和消费支出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加剧了中小微企业困难。在此背景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是否出现新的风险？如何着手化解这些风险？带着这些问题，南都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

　　她在采访中表示，“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和银行放贷的供给并不匹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同时，商业银行的非市场化行为增加，城、农商行风险聚集，也将对系统性风险防控形成压力”。展望未来，她认为数字赋能叠加政策性金融将能更好地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若要彻底地打破“信息孤岛”，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数字信息平台。
谈风险新特征

      疫情+技术双重冲击下，区域发展不平衡风险有所放大

　　南都：之前您在提案中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金融制度设计”“债务风险”等问题。今年以来，您对哪些问题展开了调研？根据调研情况，您发现有哪些新的变化？

　　范小云：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和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全国政协会议所关注的问题，我在这方面也持续提出了相关提案并受到重视。2020年，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根据“六稳”“六保”的要求，我围绕长期关注的这两个问题开展了调研工作：一个是如何化解日益突出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另一个是希望用政策性金融手段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我本人长期研究系统性风险，这两个问题也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息息相关。进行这方面的调研已经连续几年了。在今年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存量风险依然存在，如企业特别是地方国企、地方政府等主体的债务风险，但同时表现出了一些区域差异性。在疫情冲击和技术冲击的竞争压力下，经济转型加速，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有所放大，除了不同省域的差异，同一个省内的县域差异也逐渐表现出来。

　　南都：您认为当前暴露出来有哪些新风险？

　　范小云：相较于以往，主要是两方面的风险更加突出：一个是技术冲击，另外一个是疫情冲击。

　　技术冲击方面，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贸易形势急剧变化，外部环境更加困难的情形之下，叠加疫情冲击，数字化转型所形成的技术冲击明显。目前，新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快速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也在加速，我们也将迎来数字文明时代。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理论认为：“创新就是创造性的破坏”。所以一方面，当技术按照历史经验出现大的进步，且技术进步推动的创新应用速度加快时，就会加速淘汰那些落后的技术、产能或应用。具体的表现就有债务违约、企业破产、金融不良等，这些都可以说是技术冲击下表现出来的风险和危机。另一方面，数字化进程和科技赋能过程的加速，也出现了一系列由科技冲击带来的新型风险，比如收入分配上的不均衡风险。

　　今年另一个突出的风险是新冠疫情带来的，是疫情冲击下的风险。现在看来，全球疫情影响带来的并不是一种短期变化，而是使经济社会发展偏离开原来发展轨道的一种长期性变化。进而，经济秩序将出现一个向新的均衡演进的过程。

       谈普惠金融可持续性

       城、农商行风险聚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南都：当前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成果如何？据您调研观察，存在哪些潜在风险？

　　范小云：实际上，全球性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依然很大。根据全球中小企业融资论坛的数据，全球3亿多家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有475万亿美元，融资缺口高达55%。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占GDP的比重缺口越来越高，其中中国的占比达到了17.4%。今年新冠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冲击非常大，融资困难加剧。

　　从2018年底起，银保监会重点监测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单户授信总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2019年到今年第三季度，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长速度比较快，特别是城商行和农商行，农商行规模已经超过了大型商业银行。但我们仍然看到，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还是比较突出。不但融资缺口比较大，还孕育着新的风险。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和银行放贷的供给实际上是不匹配的。如果把企业分成三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型（轻资产），实际上技术型的企业反而得到的支持会更少。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非市场化行为特别多。特别在去年和今年，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做普惠金融业务很多是靠政策号召、行政要求、指标考核实现，某种程度上是“被推动的”。当前有关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金融制度设计上，缺少使中小企业、政府、商业银行达到利益相容的风险分担和损失分摊机制，也就无法对商业银行产生更有效的行为激励。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非市场行为。比如，我们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普惠业务的存贷利率倒挂，风险敞口也是不断加大的，这种贷款的可持续性就会有问题。

　　南都：当前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所暴露出风险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

　　范小云：从银行不良贷款率的统计中可以看出，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确出现了风险的集聚。由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要求，通常认为系统重要性银行是有社会责任的，比如建行有专门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部。城商行、农商行不是系统重要性银行，但其风险集聚依然会对系统性风险防控形成压力。我们在研究中采用多维大数据做级联失效模拟发现，尽管单个的城商行、农商行都不是系统重要性银行，但是因为城商行、农商行群体数量庞大，相当于一个银团，风险敞口与系统重要性银行类似，安全边界比系统重要性银行更低。

　　由于商业银行等市场化金融机构，其可贷资金来自储户，其运营面临很强的监管约束和市场纪律约束。当前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运营行为上的风险容忍度不断下降，合规的市场化行为难以覆盖和满足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全部金融要求。

　　所以现实地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同时也集聚了较大的风险。这里面反映出了中小微企业低收益、高风险的弱质性特征，和商业金融隐匿性、安全性的金融理念是天然有矛盾的。

　　南都：当前环境下，从目前银行机构资产质量、盈利水平、风险管理水平以及公司治理等多方面来看，中小银行是否足以应对相关风险？

　　范小云：中小银行是否足以应对相关风险是一个动态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中小银行受到信用环境恶化、自身治理出问题、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等问题会引发严重风险问题的时候，这种风险就会被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上。我们的监管水平、手段和监管能力都支撑我们能够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盈利水平、风险管理水平和公司治理，特别是我们还有各级党委的政治保证。

　　实际上现在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非常值得重视，一些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以及公司治理水平都不是很高。有些中小银行存在内部人控制的风险，股权结构复杂。同时，由于这些银行与地方关系密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业务经营上地方政府干预较多，甚至有的被看成是地方的钱袋子。我建议采取一定形式，将城商行、农商行的政府管理权上收中央，国家统一管理。这样将更有利于减少行政干预，更有利于达到银行机构风控管理的要求。

       谈数据驱动

　　区域性数字融资平台只是把小的“信息孤岛”变成大的“孤岛”

　　南都：从业务层面上看，您认为数字化能从哪些方面改善当前这种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范小云：首先，对中小微企业来讲，数字赋能加速了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的设立和发展，也加速了其数字化转型。2019年，我国约1.2万亿中小微企业中，接入O2O平台的企业不到10%，拥有智能设备的中小微企业数量更要再减半，他们的数字化程度实际上是很低的，在今年的疫情冲击下，这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加速了，进一步降低了其规模壁垒。当小微企业开始呈现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时候，便产生了更大的融资需求，现在的金融支持是跟不上的，当然，反过来这也是金融业业务的机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统银行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顺周期性问题。数字赋能后，通过多维大数据对中小微企业进行更准确、更深入了解，就能提升它的风险管控水平，有可能会实现一种逆周期。在经济发展困难的时期，也能保持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

　　南都：您提到数字赋能政策性金融将更好地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数字信息平台。我们了解到，各地政府当前已经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了一些中小企业融资的数据平台，为何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平台？

　　范小云：这里面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如果是全国统一的数字信息平台，我相信在数据确权使用上是更统一、安全的，银行、用户不会担心被商业机构滥用了自己的隐私数据去获取其他利益。如果是市场化的方式，与互联网公司、金融科技公司、数据公司合作的平台，如何在保护隐私和提高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重大挑战。受目前相关法律缺失和技术的影响，数据公司普遍面临着如何有效和可信地保护隐私安全、保护数据安全这个大问题。

　　受隐私安全和数据安全问题的影响，即使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建立起中小微企业融资平台，这类区域性平台只是实现了将原本特别小的“信息孤岛”变成稍微大一点的“岛”而已，比如产业上下游的数据也只有局限在某一个区域内，并不能最大化地去实现数据带来的共享效益，并未根本上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令人高兴的是，“十四五”规划里已经列出了这样的目标，“要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结合我们调研过程中各地的反馈，大家都在期盼、呼吁能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但需要理解的是，我国政府机构数量众多、规模庞大，实际上政府各部门的数据如何协调，如何统筹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要真正统筹好建立起来这个平台尚需时日。

       谈监管建议

　　主动进行监管结构性调整，建议县域人民银行发挥风险管理作用

　　南都：从政策层面上看，要解决当前金融风险突出问题，还有哪些可操作的空间，您有何建议？

　　范小云：我认为应该要更加主动作为，进行一些金融风险管理或监管结构的改变，体现监管权威性。比如今年调研中呈现出来的这种区域差异的变化，要求风险管理的监管政策必须是精准的，需要更具权威性、更务实、有针对性、能够落地的政策调整，监管要顺应数字化的改变而更为现代化，同时监管也要更接地气，能够走入城市乡村的每个角落。

　　建议县域层面的央行派出机构可以发挥更多的风险管理职能。因为现在的银保监系统派出机构的覆盖面还没有那么广，尚未深入到县域。而中央银行的覆盖面已经能够到县域，只是当前县域的央行分支机构还没有被赋予金融监管或风险管理的职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支队伍既懂金融，也懂得风险管理，所以我觉得下一步的政策空间，可以考虑合理有效地去把这支金融管理队伍用起来，发挥好这支队伍在风险管理上的作用，来匹配深入到县域里的精准的风险管理需求。

　　南都：面对金融科技冲击带来的新型风险的挑战，您认为应当如何应对？

　　范小云：面对当前及未来的这种金融科技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从监管上我们应该把握一种原则，就是寻求以科技提升金融体系效率和金融风险可控之间的一种平衡。强监管并不是说要限制金融科技的发展，实际上对于监管者而言，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何权衡好监管尺度的问题——既能促进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又能把风险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我觉得在金融科技企业的风险管理上，当一些新业务、新模式出现时，也许应该明确采用“监管沙盒”测试这样一个原则。把金融科技业务放到这个盒子里，在保护消费者、投资者权益的前提下，在保证风险不会外溢的可控范围内，来为金融科技企业的创新提供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合适的一个监管规则，有利于它们去实现创新，破除它们在规则上的障碍。

　　【感谢南开金融（广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支持】

　　采写：南都记者 熊润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