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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生:企业去杠杆的决心不能动摇 |南开金融(北京)论坛
发布时间:2017-05-31 13:11:52


南开金融(北京)论坛第十一期

 

会议速写

5月21日下午,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做客南开金融(北京)论坛第十一期,就我国企业高杠杆率成因、企业去杠杆的重点、企业去杠杆如何推进等问题做了主题演讲。

 

 

本期论坛由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南开金融教育基金会、南开金融校友联合会主办,由南开北京校友会、南开金融北京校友会 、南开(北京)1919读书社协助承办,凤凰财经研究院、金融科技百人会FinTech100为联合主办方。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联席院长刘禹东,南开大学1983级金融系校友、南开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席理事长兼秘书长、首创证券总裁毕劲松,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助理何青,亚联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总裁唐庆春,金融科技百人会FinTech100秘书长、红岭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CEO唐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袁弘等出席论坛。南开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席理事长兼秘书长、首创证券总裁毕劲松主持了本次论坛活动。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联席院长刘禹东

 

南开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席理事长兼秘书长、首创证券总裁毕劲松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助理何青

 

亚联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总裁唐庆春

 

金融科技百人会FinTech100秘书长、
红岭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CEO唐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袁弘

 

嘉宾介绍

 

 

杨凯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顾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内容总结

 

杨凯生认为,比较“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三者,前两者的工作目标更明确、措施更有力,效果也较明显,而对去杠杆,特别是对企业去杠杆的讨论不足,比如企业杠杆为多少合适、应该降到什么水平、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措施来降等等。

党中央、国务院多次明确提出去杠杆的重点是降低企业的杠杆,工作的重要措施是要抓紧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负债约束机制,中央提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今年3月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

围绕企业去杠杆,杨凯生重点讲了六方面内容:

 

一 、去杠杆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以“企业去杠杆”为演讲主题,并且要侧重“国有企业杠杆”呢?一方面,因为党中央、国务院的一再强调;另一方面,从数据上看,强调企业的杠杆是必要的。

  

1. 我国总体负债率在全世界不算太高,但上升速度偏快    

 

国际清算银行披露的2015年中国总体负债率和GDP比大概是254.8%;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统计数据是249%,两者接近。这一总体债务水平和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不算太高。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杠杆率这些年上升得过快。从2008年到2016年上半年,我国杠杆率上升了113个百分点,而同期全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负债率上升分别是40个百分点和81个百分点。

 

2. 政府、私人负债率不高,企业负债率过高

 

从结构上来说,我国的债务结构——政府债务、企业债务、私人债务不尽合理。

 

(1)政府债务率实际上不算高。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2015年我国政府债务率(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大概是44.4%,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统计数据是57.1%。这一数字即使再加十几个百分点,在全世界也不算太高。所以,学界、实务界有观点认为我国政府债务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政府债务问题主要存在于发行规范以及投资效率上。近两年,政府债务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进一步修改《预算法》,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更多的置换为发行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完全纳入财政预算等等。

 

(2) 居民负债率目前为止还是偏低的。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数据为39.5%,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统计数据是39.8%,和西方一些国家相比,我们的居民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债务率不算高。对居民个人的杠杆也是进一步加强管理和规范的问题,比如限制个人高杠杆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

 

(3)企业负债率(企业杠杆率)过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数据,企业的总债务和GDP的比值为170%,社科院统计数据是130%,而G20国家的平均数据是91%,相差甚大。特别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一直居于高位,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明显下降趋势。从2017年的3月末的数据看,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0.6%,而负债同比增长了10.8%,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了10.1%。可见,在执行“三去一降补”宏观政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总资产增长速度还是慢于总负债增长速度,所有者权益的增长速度更是慢于负债和资产的增长速度。这三个指标相互关联,算下来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仍然是上升的。

对企业的杠杆,第一是要从数字上引起重视;第二是要找到一个十分有效的解决办法。企业的杠杆下不来,一些该退出市场的企业退不出去,去产能的要求也就很难落实。企业的杠杆下不来,其还本付息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实际上金融业所谓的系统性风险也就很难真正的彻底消除。

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要真正实现“企业去杠杆”压力不小,此过程中势必会有一些企业退出市场,还是要有一种壮士断腕的决心。

 

二、我国企业高杠杆率的历史原因

 

谈到企业杠杆率高企,大家会联想到以下原因: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国家投融资体制不尽合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不够协调等等。有一个历史原因大家似乎注意得不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主要为国企)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100%来自于财政拨款。不仅是企业的基建投资、项目建设资金由财政拨款,而且企业定额的流动资金由同级财政部门核定、拨付,只有临时性的、季节性的超定额流动资金才由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实际上定期、不定期的获得了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注入,一般不会出现企业负债率的突然攀升,但那种机制的弊端是企业没有成为市场主体,难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益。

拨改贷”后,企业固定资产建设项目所需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由银行统一管理,无论是项目投资还是流动资金都变为主要靠银行贷款来解决。这样一来,提升了企业资金使用的效率,但同时其所有者权益的补充渠道变窄了,不再有定期不定期增加资本注入的机制。政策要求“企业要建立自有资金的补充机制”,但在实践中这一规定让位于发展,并未严格落实。

如此一来,企业的规模要扩大,又没有所有者权益的注入,只能不断增加企业负债。从那时起,我国企业(尤其是国企)的资产负债率不断上升,企业的财务负担持续增加,偿本付息能力不断下降,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因此,这就出现了始于9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的运作,一批国企甩掉了历史包袱,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现如今,实体经济困难、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这种周期性现象重现。重要的原因是时隔十几年,我们的企业仍然没有建立起所有者权益或者资本的注入机制,它们的资产负债率又上去了,尤其是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尽管机制灵活、适应市场能力强,但也缺乏一种资本注入机制。我们这些年来习惯于一味喊融资难、融资贵,希望获得更多的融资。实际上,中国目前大部分企业都缺少一种资本不断注入的机制,或者说都缺乏严格的财务约束机制。

 

三、增强企业出资人、企业所有者的资本意识

 

谈到我国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企,我们通常将原因归结于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致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不合理。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也有两点不足:

第一,把“间接融资”狭义地理解为“银行信贷”。实际上,企业的直接融资当中也有许多是债务问题,比如企业发债、发行中期票据,但它最后反映的还是债务融资。企业发债、票据无法降低杠杆率,但它调整了整个市场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也是一种进步,但这难以改变企业杠杆率高的现象。

第二,企业债券、企业中期票据是由谁购买、谁投资?目前情况下投资者绝大部分还是商业银行。所以,这种直接融资没有真正完全的实现“直接”,实际上仍然有间接融资的成分。

因此,准确的提法应该是“调整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要从以债务融资为主,逐步向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并举转变”,这个说法比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结构的调整似乎更明确。

企业所有者对企业负有重要责任,其中就有“资本责任”,企业所有者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定期不定期的向企业注入资本,增加他的所有者权益,保持企业资产负债率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如果这一时力不从心,没有钱增加资本注入,就应先脚踏实地的维持既有规模,除非有能力引进收购兼并者或其他股本投资者。如果企业所有者对企业不看好,那就要主动或被动退出,这就是资源配置的优化。

企业所有者对企业要有一种资本责任意识,真正树立将本求利的原则,不要总是希望做无本生意,不应该也不可能简单的寄希望于靠银行贷款来把企业做大做强。企业杠杆率是衡量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企业负债率高了,杠杆率高了,即使企业一时繁荣,长远来看也经不起市场的风吹草动。

 

四、建立稳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机制

 

一个企业杠杆率的高低实际上反映了其抵御风险能力的高低,企业必须要想办法把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才能走得远、走得稳。

衡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是否合理,一个重要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巴塞尔协议中规定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以上,并且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有更高要求。巴塞尔协议已成为G20元首峰会的共识,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作为基本监管要求,它将银行的资产规模与资本规模比例固定了下来。与创办实体企业不同的是,银行的资本金是不能采用认缴制的,只能为实缴金额,且在经营期间不能抽逃资本金,任何时候均必须符合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类比到实体企业,国有企业的监管部门、出资部门也可以借鉴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定针对国有企业比较严格的资产负债率指标,抑或设定债务和息税后利润比例指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提出“要建立对国有企业财务约束机制”即是类似指标。当企业资产负债率临近该指标的时候,将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停止融资,停止扩大规模,冻结资产负债率,控制分母;第二种选择是追加资本、做大分子;第三种选择是引进其他投资者,实行混合所有制或者其他投资者。

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0次会议上提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除了调入一般财政预算和充实社保基金之外,应该主要用于解决国有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资本金的补充问题,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支出项里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补充的还是太少(“补充资本金的预算支出/资本金总额”约为1%)。那么,靠不断增加国家资本金的投入来降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就国家财力而言是不是力所能及呢?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关注两点:第一,国有企业该不该上缴利润?国有企业对出资者所负的主要责任应该包括提供投资回报,上缴利润是应该的。但是企业上缴利润之外,企业出资者还有责任定期不定期的补充它的资本,给企业投入。第二,国有出资财力不够怎么?要和国企改革结合起来,和国企结构布局的调整优化结合起来,掌握重点企业,不盲目扩张战线。

因此,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尤其是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和国企改革、混改甚至财政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整体考虑才能真正的解决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稳定问题。

 

五、去杠杆的顺利推进在于完善社保机制

 

我们要进一步坚定去杠杆、去产能的信心和决心,充分认识到:杠杆下不来,过剩产能就难以消除;杠杆下不来,僵尸企业就不可能真正的退出市场。如果继续加杠杆,对一些企业继续增加无效的信贷资金,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进一步扭曲信贷资本的配置、降低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延缓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进程。当然,去杠杆必须稳妥进行,妥善处理企业破产清算、企业兼并、员工下岗问题。

有人测算去杠杆、去产能的过程中可能有500万、600万职工面临下岗问题,现行的社保体系难以支撑当前和未来的失业或者养老,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会影响去产能、去杠杆的决心,所以进一步完善社保的兜底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或许可以把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适当的从有形的物理性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无形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来,比如完善养老、失业、卫生等保障制度,这对拉动需求也有积极作用。

 

六、正确认识并精细操作“债转股”

 

“债转股”实际上就是把债权变为股权,是降低杠杆的重要措施。债转股首先应该是广义的债转股,即从根本上改变各类企业一直以债务融资为主的不合理现象,调整为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并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这是一项长期工程。短期来说,把一些企业债务融资演变成股权融资,把企业的债务负担降下来,这可以称之为狭义的债转股,其目的是解决当前一些企业的急需。

讨论广义的债转股需要弄清几个问题:

第一,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一种特殊方式。国务院在去年10月份文件中提出了7条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措施,债转股是第5条。和一般的债务重组相比,债转股是一种变动更激烈、相互关系调整更深刻的重组行为,对各方利益的触动是最大的。

第二,债转股对债权人、债务人在债权、债务处置过程中市场化的运作能力、法制化水平都是考验。债转股等于为企业引入新股东,债务人绝对不能以为债转股意味着“无债一身轻”,实际上是企业引进了新老板。另外,股权融资一定意义上是比债权融资回报要求更高的一种融资方式,债权融资是付利息,股权融资是要给分红。从理论上讲,分红高于债权融资的利息,这才是合理的。

媒体中有“这一轮债转股操作得太慢,需要加快进度”的说法,其实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较之过去,大家对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更认真了,债务人、债权人各方的态度都更理性,操作更审慎、精细了。

最后,杨凯生强调要为去杠杆、去产能塑造一个比较好的舆论氛围。

 

会议剪影

论坛现场情况

现场嘉宾穆忠和向主讲嘉宾提问

毕劲松、唐庆春、何青等出席论坛

 

关于南开金融(北京)论坛

南开金融(北京)论坛是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南开金融教育基金会、南开金融校友联合会主办,南开北京校友会、南开金融北京校友会,南开(北京)1919读书社协办的品牌活动,致力于为金融业从业者搭建继续学习的高端平台,倡导南开公能精神,促进校友交流合作。

活动自2016年4月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十一期,邀请金融学领域造诣深厚的业界精英做主讲嘉宾,每期有200余名金融从业者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