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金融(北京)论坛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创新的逻辑及企业与政府的边界 | 南开金融(北京)论坛第七期
发布时间:2016-11-07 11:36:46


南开金融(北京)论坛第七期

10月30日下午,南开金融(北京)论坛于英蓝国际金融中心举行。南开大学杰出校友,原深圳市副市长唐杰作为主讲嘉宾受邀出席此次论坛,发表了题为《创新中的企业与政府行为》的演讲。唐杰围绕中国当前经济增长转型方式面临改革的现状,深入探讨今后创新发展的途径,以及企业和政府在改革中所担任的角色。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庄心一作为嘉宾主持了此次论坛。

 

这是继2016年4月以来,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南开金融教育基金会、南开金融校友联合会联合在京举办的第七期学术论坛活动,南开北京校友会、南开金融北京校友会,南开(北京)1919读书社给予了大力支持。

 

英蓝国际金融集团副董事长、南开大学金融学院联席院长刘禹东,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刘玮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助理何青融通基金总经理孟朝霞信泰保险研究院院长刘越等近200位金融从业校友出席。

 

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庄心一主持论坛

主持人庄心一表示,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提出的要求是一个系列的,包含面很多。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思想认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行为方式,都要发生变化。我们自身也应当学会如何适应新的常态,去努力适应、完成一个又一个新的使命。

 

 

庄心一在对唐杰校友的演讲进行总结的时候说,今天唐教授做的演讲是紧紧的扣住了我们当前、我们在这个时代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非常紧迫的课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怎样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我们中国的经济能够真正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持续增长的、永远不衰的发展道路,真正实现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实际上紧扣这么一个主题,同时运用了我们经济学的理论,应用了大量的数据,绘制了很多图表,同时讲了几个非常生动的故事,也是发人深思的一些故事,讲了清朝经济兴衰的故事,最后还给我们讲了深圳改革开放以后短短的三十多年经济的增长和转型的故事。每个故事背后都有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道理。

 

 

 

南开大学杰出校友,原深圳市副市长唐杰演讲

 

唐杰校友在演讲中深刻解读了创新核心逻辑,他认为创新是现代企业内有组织有设计的系统性行为,依赖于企业家的洞察力,依赖于高效激励机制和企业内外部的人才资源,创新的活跃程度有显著的空间差别,这种差别与市场机制完善程度和政府行为有着密切关系。

 

唐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在经历一个向形态更高,分工更优,结构更合理的发展过程,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可能比35年前的改革开放难度还大。我们中华民族在增长的历史上,其实没经历过真正创新增长的阶段,要从一个典型的数量扩张走向一个创新增长,这是我们未来面临的真正挑战。

 

会上,唐杰首先从斯密、马克思、熊彼特讲到索洛和罗默,对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综述。通过分析,深刻指出持续不断的创新就是来自于市场竞争,依赖于科学技术爆炸性进步。创新扩散的速度决定了结构变动速度,创新扩散范围决定了空间差异。

 

唐杰在论坛上着重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在增长的历史上其实没经历过创新增长的阶段,我们是要进入一个创新增长的阶段,从一个纯粹的数量扩张走向一个创新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

 

唐杰在论坛上说:“习主席在今年5月10号人民日报发表的年初给省部班的讲话,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新常态的,我觉得是一个关于新常态最完整的表述。在这个最完整的表述当中他讲了四个方面内容,第一个就是速度,什么叫新常态?从高速转到中高速,速度的变化。第二,从规模向质量变。第三是结构调整。第四是发展动力。

 

当新常态是指增长方式转变,包括速度、质量、结构、动力,该如何理解?什么叫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调整的理论基础,我们到底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的思想?

 

对此,唐杰表示,这些变化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分工更优,结构更合理的比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的挑战,甚至比35年前的改革开放难度还大。

 

 

唐杰给出了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系统分析了作为传统增长方式典型代表的康雍乾盛世,它有全球化的红利,有激励农业、奖励农业的政策,但是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最终走向了衰落。而同时期的欧洲发生了巨大的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所有依赖的传统的经验式的发明创造在欧洲很短的时间就被超越了。另外一个是对深圳市创新发展的深刻剖析,深圳市在短短的三十五年里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连续跳跃,这在全球都是极为罕见的。深圳是全球最重要移动通讯装备生产和技术创新城市,正在成长为生物、新能源与材料科学的引领中心,是当之无愧的全球PCT专利申请第一城。深圳的快速崛起,可以说明企业家与城市的创新精神是最宝贵的财富。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联席院长刘禹东会前致辞
 

                                            南开大学校友、融通基金总经理孟朝霞代表赞助方讲话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刘玮代表学院讲话

 

会议结束

 

  演讲实录  
 主讲人 简介 
唐杰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南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课程教授。1979进入南开大学,先后毕业于经济系、经济研究所,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2—1993,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布赖特教授、副教授级客座研究员。1995调入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1998调入深圳市政府。2007-2009,任深圳市人大副主任,2009-2015年任深圳市副市长。

        

创新的逻辑及企业与政府的边界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在经历一个向形态更高,分工更优,结构更合理的发展过程,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可能比35年前的改革开放难度还大。我们中华民族在增长的历史上,其实没经历过真正创新增长的阶段,要从一个典型的数量扩张走向一个创新增长,这是我们未来面临的真正挑战。在我们现在不断讨论要从传统增长方式走到创新增长的时候,数据来看现实是比较严峻的,过去五年我们全国债务的总体覆盖率从不到150%现在到了超过250%,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更加依赖信贷,更加依赖于投资。现在高速增长的两个城市(重庆、天津)也是非常依赖投资的,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从斯密、马克思、熊彼特到索洛和罗默,创新是有着系统的理论支撑的。

 

 

斯密在整个创新理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有奠基性的作用,斯密提出分工理论,分工变成专业化,专业化变成熟练,变成技艺,变成一种效率。市场范围足够大分工就可以引起效率,就会不断的产生效率的提高,以后的经济学都在这两段的基础上展开。

 

马克思讲的超额剩余价值是分工的结果,是竞争的结果,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超额剩余价值,在超额剩余价值过程中实际上就出现一个行业之间平均利润的产生和超额利润。我们谈供给侧改革,假如从马克思这儿看很简单,创新,一切来源于市场经济。

 

熊彼特的思想和马克思不太一样的是关于周期,马克思的周期,有限需求和无限供给的矛盾。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周期,经济增长是创新过程,是毁灭性创新过程。一个新的技术会以超过全行业整个资本平均利润率的情况增长,带来大规模的投资进入,一浪一浪的推动,必然会产生泡沫和投资过剩,达到顶点之后,危机就是消掉泡沫的过程。最典型的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互联网并没有消失,而是重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熊彼特另外一个和马克思不同的,熊彼特区分了资本家和企业家,大多数企业家是身兼三职,他是资本的代表,同时他是企业组织代表,他可能还是发明创造的代表。经济学中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就是企业家到底在经济中发挥什么作用,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

 

索洛模型显示,经济增长首先是资本积累过程,要素可替代性减缓边际收益递减,索洛剩余显示经济增长过程本身是技术持续进步的创新过程。习主席讲过一个很通俗的例子,人10-18岁长的很快,过了十八岁就不怎么长了,中国资本边际收益极高的条件已经过去。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边际收益二阶导数小于零的时候,过了这个均衡点的时候你不能提高效率,边际效益递减,经济就衰退,大幅度贬值、失业,经济发生一个长期停滞,停滞的结果人均资本量缩减,再开始新一轮的循环。我们解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都比发达国家快,在过去60年能够追上发达经济体的只有两个大型的经济体,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这就出现一个著名的悖论,龟兔赛跑,兔赶不上龟。

 

中国经济未来是极具挑战的。过去15年当中,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曾经超过40%,最大的时点发生在2007年。2007年之后我们上面表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就逐渐下降,接近了零。我们再依赖高投资增长是完全没有效率。2001年的高速成长来自中国加入了WTO,出现了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经济成就85%是加入WTO以后的。劳动力从农村转到城市,这就是著名的刘易斯效应,他的生产率就会提高5倍。我们大概累计转移了超过一亿的劳动力,这样一个人口红利消失以后,我们经济又重新回到一个无效率增长,依赖投资是不可行的。我们如果进不了高收入就会走向拉美化,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从罗默的内生增长来看,人均资本不断的提高,人均产出不断的提高,没有边际收益递减,出现的是边际收益递增,这样一个递增的过程依赖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中国现在要走的过程要换一个增长方式,从依赖投资转向依赖知识创新和知识不断的积累。所谓发达国家,就是依赖人力资本获得增长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就是以自然资源作为财富主体的国家。我们自然资源不丰富,人力资本也不丰富,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问题。

 

格罗斯曼的研究,很重要的是描述了一个分工过程是可以成为知识扩散的重要方式。当一般的生产环节不断的放出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变成OEM。OEM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把分工从本国分工放到国外,可能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经济体从OEM代工接受一个分工。假如我自己能不断的创造分工,这个经济体可能就会成长。

 

鲍莫尔的研究,特别分析了传统国有企业为什么不能创新,道理只有一个,它只有行政奖励,没有市场奖励,市场奖励不能讨价还价,所以,传统国有企业没有一个内在创新的动力。内在创新动力是我不创新我就要死,传统国有企业很大,有规模收益,曾经有过很强的创新行为,最后在市场上没有奖励,没有因为我不创新会死的,只要和上级主管部门谈得好,就可以不断的获得资源,虽然资源效率不断的下降。

 

创新扩散的速度决定了结构变动速度,创新扩散范围决定了空间差异。创新的速度就是新产品推出到有效竞争者进入的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末这100年,创新扩散的速度提高了10倍,从33年降至3.4年。创新的范围是指创新活动从单领域向多领域发展,形成全社会范围的创新。形成创新扩散速度与范围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包括分工深度与合约的可执行程度;产业内部、产业间关联与开放性的垄断竞争关系;创新的持续性与跨界整合;相同共享的科学技术推动无边界的创新增长;适宜的政企关系等等。

 

 

 

 

康雍乾百余年的盛世,在欧洲发生巨大的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超越了

 

 

 

 

从1700年到1820年,120年当中清朝的经济总量从800亿元到将近2300亿元,大约净增长了两倍,中国在全球的份额大规模上升,从22.3%到32.9%。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大家公认财政状况是非常好的,总体的税收是7000万两,货币化的白银,每年真金白银收回来5000万两,所以,盛世财政是非常健康的。康雍乾的一百年也是全球化红利的一百年,当年从事对外贸易的人口可能占到全国人口的0.5-1%,折中可能有0.75%,我们现在开放度极高也不过2.5%。除了全球化和实质增长之外,满清是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想得到对支持农业最彻底的一个朝代,当年满清入关人口大量减少,抛荒地大量增加,满清用了50-60年恢复到明代的耕种面积7亿亩,然后再扩大到10亿亩,纳税的只有7亿亩,那3亿亩是不纳税的,现在可以说这就是供给侧改革。

 

但是这样一个供给侧改革却落得一地鸡毛,经济总量在增长,亩产在提高,耕种面积也在增加,但是没有超越人口的增长,120年经济总量增长了三倍,人口同样从不到1亿增长到了3.3亿。所以,在整个这样一个过程中,人口增长,粮食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就需要大规模的垦荒,我们大规模水土流失出现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增长方式能看到的盛世,它有全球化的红利,有激励农业、奖励农业的政策,但是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离不开投入,那个时代依赖的投入就是人口和土地,满清到最后土地问题无法解决,大家都知道“闯关东”这个词的来源是把东北开放,解决人口问题。

 

我们现在要看到满清为什么会衰落?不是衰落在中国,是衰落在同时代,欧洲发生了巨大的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所有依赖的传统的经验式的发明创造在欧洲很短的时间就被超越了。在大致同期欧洲,可以看到人均收入是在提高的,中国是不动的,印度是下降的,这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在这过程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人类从依赖自然力,依靠畜力,依靠人类自己的生产过程走向大机器时代,这就是蒸汽机的发明。

 

中国大量的创新过程弥漫着一种传统的神秘色彩,没有科学化。我们现在特别习惯于创新是个灵感发现,而整个欧洲的科学发现实际上是依赖巨大的科学革命和产业化的结果,不是灵光一现。瓦特发明蒸汽机有两大因素,一大因素就是瓦特有企业家的朋友圈,瓦特时代就有人做风险投资,另外就是瓦特有一大帮教授圈,这里有数学家,哲学家,工程师群体,在那个年代英国工匠、工程师、科学家是集于一身的。在这样一个创新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除了一批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之外,还有培根、柯克、洛克三位大思想家,奠定了创新的思想制度体系。欧洲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时代,创新活动有法律保护,专利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可融资财产,发明创新就成为了一个社会的选择。没有这样的保护,社会就不会选择创新。英国工业革命从一开始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康雍乾盛世就不同的概念了,它是一个创新支撑的无边界的持续的增长。我们的盛世120年后达到极限,灰飞烟灭。

 
从创新增长来讲,深圳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深圳是个由无限个传奇故事编织起来的年轻城市,是我国重要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和创新发展的代表。三十五年前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千分之二,目前约为香港的95%。本世纪初,深圳人均GDP只是台湾1/3,2013年已经超越台湾。深圳已经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移动通讯装备生产和技术创新城市,正在成长为生物、新能源与材料科学的引领中心。在深圳之前,全球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够在短短的三十五年里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连续跳跃。现在的深圳生产着近万种高新技术产品,是十年前十几倍,其中半数以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深圳是大陆拥有PCT专利最多的创新型城市,是最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与科技创新人才和创新性企业的聚集地。
 
深圳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快速的产业升级转型之路。企业家与城市的创新精神是深圳最宝贵的财富,深圳现在大概1100万常住人口,注册企业130万家,活跃纳税的企业80万家,收入超过一亿的应该有10万家。深圳已经成为全球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的引领者,美国2015年国际专利申请中,前三十名中美国八家,中国五家,美国总数9041,中国总数9272。扣除京东方加入华为终端后,深圳总数为8487,是当之无愧的全球PCT专利申请第一城。中国公司依赖外国专利结束了,深圳华为公司每年专利的净收入两亿美元。深圳到目前为止就成了我们现在习惯说的“双创”,其实深圳严格意义来讲是“四创”,创造、创业、创新、创意和金融中心,深圳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稳定在15-22,中国的城市排在香港和上海之后。深圳的创新过程与金融中心互动产生巨大的价值,按照在深圳调查的估计的数据,中国VC/PE投放的分布大概三个30%,北京、上海、深圳,加起来90%,剩下10%全国。深圳也正在成为一个科学的重镇。2015年11月9日上午,2016年“突破奖”颁奖仪式在美国加州圣何塞举行。中国科学家王贻芳作为深圳大亚湾中微子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这也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这是一个堪称诺贝尔奖的项目。深圳市的基因组学到目前为止是全球领先的。
 
因此,增长方式转变或者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什么?它一定是市场化的,因为我们不可能预知企业家,我们也不可能预知专利,我们可以预知的只有一件事儿,竞争会推动企业为了生存创新,通过市场化改革改掉我们现在的毛病可能是重要的出路。总结来说,自古华山一条路,推动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就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强化法治化,推动有效市场的形成,政府要能够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开放型科研体系,探索打破垄断鼓励创新的竞争性产业政策。